（三）对备案审查对象的文化审视 为什么备案审查的对象主要指向地方立法？因为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之间是纵向权力关系，属于纵向监督，与传统文化没有太大矛盾，这种上对下的审查相对来说容易被广大干部群众接受，便于实施展开。

规则可以像金字塔那样按低级到高级排列，当规则发生冲突时，高级规则控制低级规则。由于疫情客观情况的变化，随时都会出现新的风险，而且对疫情的科学认知能力和防控应对水平也是无法预测的，所以随时公开机制有利于灵活应对风险。

其次，在法律层面，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立法机关在宪法的约束下，通过制定法律来具体化宪法以形成部门法秩序。WHO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经验值得借鉴，其往往会先客观陈述目前对某些事项的了解还知之甚少，但并不排除第一时间提醒公众予以重视。注释: [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按照《传染病防治法》19条的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有权发布传染病预警信息。法治的实践不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而且是对法律自身的检测仪。

通过文义解释可知，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是裁决的前提条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0条规定了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主动公开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首先，这种维护而不是制约权力的宪法，脱离民众生活，无法唤起民众的共同情感。

中国成文宪法起源于何时，今虽尚难确定，然自唐以后，确长有成文形式的宪典——唐开元时代所颁布的《六典》，即此类宪典之最古而至今尚未散佚者。陈独秀尖锐地指出，十九世纪的立宪虽然时髦，但其终究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权力的武器。比如御史刘汝骥奏请张君权折内阁学士文海奏立憲有六大错请查核五大臣所考政治并即裁撤厘定官制馆内阁中书王宝田等条陈立宪更改官制之弊呈章京鲍心增条陈护惜三纲、振兴吏治等项不必泥言立宪呈检选知县举人褚子临等条陈宪政八大错十可虑呈等。（丁）法律必经议会之议决，而宪法则有未经过此程序者。

二、清末：礼与宪法互为畛域 （一）礼在匆忙的变革中失去了对接宪法的机会 以礼作为接纳西来宪法的平台，融合中西，连接古今，使西方的宪法经过本土文化的融合改造在中国落地生根——中西文化大规模接触之初，并非没有人如此提倡。当法律的条文与礼所提倡的忠孝节义冲突时，法律往往会依据礼而为孝子烈女、忠臣义仆、侠客义士网开一面，以弘扬礼的精神并彰显礼所具有的根本大法的地位。

康有为本人也不讳言自己倡导的这场维新变法的目的是要全变旧制，以建君主立宪之国。清末以至民国时期，对从西方舶来的宪法，国人的认识始终处在颟顸状态中。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礼所具有的宪法性的揭示一直持续到当下。此处之教，所指当然是传统的礼教。

君子依于礼，而礼的教导是写在典籍里的。综上，无论是从形式特性，还是从实质特性，礼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都有可以与宪法相比拟的地位，发挥着可以与宪法相比拟的作用。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其力著《中国近代史》中评论道：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时期。除变法的反对者旗帜鲜明地维护礼教外，学界还存在着另一种方式抗拒立宪思想的传入与普及，即一心只读圣贤书，对蜂拥而入的西学视若无睹。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4-9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余问何以不举《通典》？叶笑曰：尚不配读《通典》也。这套准则的中心原则之一是‘举措按名分（礼）。

陈茹玄记道：闻当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属进步党之委员，主张以孔子为国教;而属国民党之委员则极力反对之，结果两方互让，遂有此句之加入。何兢在回答判官何殴知县这个问题时言：兢知父仇，不知知县，但恨未杀之耳。比如相同之处有：礼与宪法在各自社会中都有至上的地位、都有凝聚共识的作用、都有稳定性的特征。明末湖北人李复新的父亲被土匪贾成伦劫杀。因为礼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有其独特的体系结构。[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这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巨擘径直以宪法诠释中国的礼。宪法在西方是民族精神和情感的展现，是为传统文化所肯定的主流价值观的发展，这一点与礼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极为相似。

他作《新学伪经考》，大声疾呼二千年来所传儒家经典为伪经，认为东汉自刘歆以来所传承的儒家经典真伪杂糅不足为据;孔子之道自东汉以来也早已是变乱丧失，不足为凭。被誉为欧洲孔子的法国重农学派弗朗斯瓦·魁奈，将礼的规范及所体现的价值观视为中国的基本法（宪法），并认为其对正在发展的西方启蒙运动不无启发。

礼与宪法在清末民初的变革中按历史逻辑发展本当两者并存，相次更迭，以逐渐完成社会共识由礼向宪法的转移。高旭晨：《传统——法系融合之基础》，载《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7页。

徐继畲：《瀛寰志略》，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2-603页。钱穆亦认为：康有为自维新一变而为顽固，又各趋极端。以确立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戊戌变法，其领袖人物康有为既未能准确地理解西学（新学），而对传统之学（旧学）更是缺乏应有的尊重。（乙）法律以制裁为以要素，而宪法为无制裁之法律，是谓要素欠缺。

部民殴官，是犯上作乱的重罪，按律应绞。萧公权认为：在康氏的心曲中，保皇为第一义，而爱护孔教、国魂尚为第二义。

今各国之为宪法，限于其一国，及其一时。重刻伪经考后序，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78页。

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科大卫：《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官府拘押了贾成伦，但又恰逢皇帝颁发大赦令，贾成伦遇赦出狱。民国初年对礼的维护与批判，参见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8-382页。从这一角度来说，礼就是‘礼。预备立宪的成果《钦定宪法大纲》也由于民众的不信任，不仅没有起到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反而激起社会舆论对清廷的不满与批判。

对于立宪、宪法，胡适却只字未提。论证礼在中国古代的宪法地位，首先必须明确宪法的定义和特征。

清末民初，西方宪法思想与制度涌入时，从历史发展逻辑上说，礼本当成为接纳宪法并与宪法相次更迭的最佳选择。程树德：《宪法历史及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8-49页。

而主持预备立宪的清廷当权者更是没有想到礼对宪法的接引功能，无视宪法的基本宗旨，而过于关注宪法对君权的维护。就法律方面，胡适提到：但就最近几年来颁行的新民法一项而论，其中含有无数超越古昔的优点，已可说是一个不流血的绝大社会革命了。